自从这几年自媒体风风火火的进入新闻业,网络资讯反而变得更混乱了,断章取义带节奏的假新闻比比皆是。社会公众是否只能忍受“自媒体”拼凑的低质量文章,乃至要自行分辨假新闻?本文作者对此展开讨论,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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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持证上岗的中央、地方新闻单位和正规记者,是最能“名正言顺”地采访报道,实施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其余那些自以为在做新闻的只能叫“自媒体”。
近期,微信等国内社交网络对“自媒体”展开清查,重申如发布新闻需取得相关资质。这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不过每次强调以后,执行都越来越严格。对其它一些内容也是如此,比如 B 站要求财经类 up 主考取 CFA 资质。
然而在澳大利亚,情况却似乎是相反的:大型正规媒体在社交网络上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有被一堆中小“自媒体”取而代之的风险。虽然这段风波已经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没有平息:
假如有多年历史的老牌大型机构媒体,都因为无法盈利,不能顺应数字化浪潮而被淘汰了,它们留下的空缺是否无法填补?到那时,社会公众是否只能忍受“自媒体”拼凑的低质量文章,乃至要自行分辨假新闻?
由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第 9 频道等大型媒体集团牵头,澳洲《新闻议价法》进入了立法的最后阶段,该法案要求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向新闻媒体付费。前期只针对 Facebook 和谷歌两家公司,它们拿走了当地 80% 的数字广告收入。
按澳媒自己的说法,它们辛苦生产的新闻都被平台无偿拿过去使用,获得了大量用户和广告收益。澳媒对自己内容的开价是每年数十亿澳元,约合 100 多亿人民币。
很快,谷歌首先妥协,它与 9 频道签署的协议,每年要支付 3000 多万澳元。因为谈的早,所以给了个不小的“折扣”。这是因为微软的必应搜索表现出了跟澳政府合作的姿态,随时准备取而代之。
而没那么容易被替代的 Facebook 就硬气很多,宣布在自家平台暂停使用澳大利亚媒体的所有内容,也不允许任何用户转载其内容链接。不仅所有澳洲媒体的 Facebook 账户内容都被清空,还有部分澳大利亚政府账户同时被封杀,包含指挥抗疫的卫生机构,以及正在对抗山火的消防局。
Facebook 的解释是《媒体议价法》“没有给出什么才算是新闻内容的清楚指示”,所以不得不使用一个“宽泛的定义”来确认什么才是媒体。当然,这被更多人看作是一种挑衅。
澳洲总理莫里森出面喊话:“想在这做生意,就得遵守我们的法规。”不过澳大利亚本土没有对应 Facebook 的同类平台,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他们又不愿意用。
经过多轮会谈后,Facebook 跟澳洲政府达成和解。当局对法案提出四项修订,包括修改强制仲裁机制,以及增加两个月调解期等。Facebook 恢复了对澳媒内容的展现,此后会再与澳洲传媒商议具体的付费协议。
英国广播公司(BBC)《数字星球》节目的分析认为,虽然澳政府之前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后来灵活地转变了立场。政府没有实现原计划的所有目的,但是做到了让原本自由做生意的公司,不得不跟政府讨价还价,这已经是一项重大进展。
在《媒体议价法》争议期间,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凡、蒙纳士大学讲师 Robbie Fordyce 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撰文指出,如果政府和社交平台的角力僵持不下,Facebook 在澳洲的运营“可能会变得更像中国的微信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于 2013 年 8 月推出至今,吸引了不计其数的个人和小型工作室开设“自媒体”账号,每天出产数百万篇文章,很大一部分是新闻报道、具备新闻属性或者“夹叙夹议”的,其中充斥着低质量的内容。
这种模式可能很好地迎合了平台方和公众的“需要”,却会带来严重的侵权、假新闻等问题。
文章作者杨凡访谈了 24 名运营澳洲本地微信公众号的华裔员工。澳洲的公众号主要也是面向华人华侨,基本没有华裔之外的受众。
杨凡发现,这些公众号雇佣的“记者”似乎比传统媒体少得多,有的没有专职采编人员。这些“记者”几乎都是短期实习生,其中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专业记者。实际上,他们负责的是将现有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编辑加工后重新发布。
“记者”们通常是东拼西凑多个新闻来源,甚至是直接抄袭,可能还会使用机器翻译“洗稿”以避免被发现。另外,这些公众号也经常采用“标题党”策略,对事件夸大其词。
当然,Facebook 不像微信那样禁止外链,因此对内容的管控能力更弱,遇到不实信息也不能一删了事。但微信公众号完全内循环的生态系统,同时截留了所有的广告收入,这样的模式对 Facebook 很有诱惑力。
文章指出,中国和硅谷互联网公司经常互相“借鉴”,今后 Facebook 干脆学习微信推出一个封闭的,平台专属的新闻服务,也不是不可能。
“自媒体”最少只要一人即可分饰撰稿、编辑、营销、内容制作等多重角色,而且对专业性几乎没有要求,也可以将工作外包给外国廉价劳动力,形成“内容农场”。这不禁让人想起山东“新媒体村”以及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假新闻影响美国大选等案例。
虽然这些“自媒体”并不严格遵守新闻伦理规范,但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它们得以“降低运营成本”,对花大价钱和专业精力做出的传统新闻内容构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20)》展开了一项 3 万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在接收新闻信息时,倾向于通过移动端从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渠道获取信息,电视、纸媒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占有率大大下降。腾讯微信是用户最多、最广泛的新闻信息获取平台。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遭遇现实生存的挑战。手机新闻客户端供给侧多元化内容竞争日趋激烈,对手主要就来自自媒体和聚合类商业平台。而传统媒体的新闻客户端商业模式模糊不清,二次售卖、内容付费、平台模式都无法有效落地。这些问题跟澳洲大型机构媒体遇到的挑战如出一辙。
杨凡和 Fordyce 认为,许多反疫苗接种者、地平论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等边缘团体已经在 Facebook 上以“微信模式”运作。如果此时在 Facebook 上不再有较传统的机构媒体产出新闻,那么这种边缘化的新闻模式一定会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社长认为,相对全网业务抖音粉丝直播间人气,小型团队或个人撰写新闻时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抄袭、洗稿等版权争议,二是缺乏事实核查能力,靠“标题党”吸引眼球,难以公正持平。
某些“自媒体”拼凑和洗稿加工,主要是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但机构媒体并不垄断一条新闻的信源,“自媒体”本来就有其他一些办法,可以规避掉版权问题去报道同一条消息。
尽管机构媒体会尽可能派记者亲赴现场,但它们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当事人、事件亲历者自己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自媒体”引用这些信息时,与机构媒体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对于机构媒体如《财新》等的独家报道,“自媒体”也可以依据著作权法对时事新闻的“合理使用”原则,引用其核心内容。《财新》转载规范指出,外部引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原文的 1/10,但合规的转载已经可以让大部分读者不需要付费购买全文。
相对大型媒体而言,小媒体更难以对自身报道做出事实核查,以及坚持公正、持平的原则。有的是不能,另一些是不愿。
例如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成立的“反贪腐基金会”(FBK),该基金会的调查员“从不遵守新闻行业规范,从不寻求对立一方的回应”。“全球深度报道网”评价说,“任何专业的新闻机构都不会接纳这种报道方式。”
如果媒体在同一篇报道、同一个页面当中,不能持平的反映当事各方的观点,可能会让读者对事件的全貌理解产生偏差。而社交网络又往往是“缺乏耐心”的,读者甚至可能只扫一眼标题就完事,更不用说还充斥着“懒人包”这种东西。
在保证信息准确无误的基础上,还要做到全面、持平,无疑对“自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微信等平台的流量分配完全是“适者生存”,因此放弃中庸之道,采取“标题党”策略是这一竞争机制下的必然结果。
在国内,甚至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媒开设的公众号,也同样采取“标题党”策略,放弃了四平八稳的传统标题。《中国报业》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样“符合新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可以快速拉近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缩小传受端话语差距,可以创新性地构建媒介形象,进而提升传播效果。”
这带来一个问题:不采用传统机构模式,由小型媒体或个人生产的新闻信息,就一定不可靠吗?如果只在社交网络上摄取不含机构媒体报道的信息,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之间并非针锋相对,非黑即白。实际上,不少“自媒体”的主理人有机构媒体从业经验;此外也有一些原本的业余团队,最后可以发展成专业的新闻编辑室。
在澳洲本地就有一个例子,是始创于 2010 年的华人媒体“今日传媒集团”。它最开始提供分类广告和论坛服务,后来访问过多位澳洲总理、前总理、内阁部长和州长,2019 年获得“新州州长多元文化传播奖”的“年度最佳青年记者”等奖项。
虽然大型机构媒体可以传播一些人人都有必要知道的公共信息,在疫情期间更是如此;但是有很多的独立记者和小团体,专门致力于对某些社区成员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如少数族裔权利、家庭暴力、自杀等问题。将这些小的媒体降低权重或干脆一同关闭,可能对读者而言是更大的不负责任。
然而,《媒体议价法》仅仅列出了谷歌和 Facebook 两家平台需要给新闻集团、9 频道等头部媒体付费,那些中小型的社区报纸、非盈利机构和自由撰稿人无法从新法中获得更多好处。
澳洲大型机构媒体是推动本次立法的主要势力,也是收取转载费的最主要受益者。这些媒体本身就是 Facebook 和谷歌非常青睐,而且会得到优先展示的新闻来源。相比之下,小媒体和个人撰写的稿件很难获得足够的展示权重。
这一次的讨价还价背后,平台最终仍然希望这些全网业务抖音粉丝直播间人气的报道能够优先回到平台之内,因为媒体基数小,质量有保证,展示效果易于控制。所以,风平浪静之后,小型媒体还是难以撼动全网业务抖音粉丝直播间人气在平台上的地位。
但是经此一役,大型机构媒体可能会发现,它们在社交平台上的地位变得跟“自媒体”也差不多了——从同时掌握渠道和内容的完全体,退化成给社交平台“供稿”的作者团队。与此同时,平台扮演了在众多媒体之上的“总编辑”角色。
微信的“看一看”最近几次更新引入了 # 号话题功能,同时针对热点事件建立了专题页,吸纳众多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从不同角度报道的公众号文章,连它们下面的精选评论也会一并展示。
2018 年起,谷歌新闻引入了“完整报道”(Full Coverage)功能,聚合了热门新闻,本地消息,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访谈等板块。该功能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自动整理报道专题。最近它开始试着自动判断什么事情正在成为“爆款”,并自动生成专题页。
与之类似的是,事实核查也可以同样作为一项服务(Fact-check as a Service)由平台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从而这不再是一项被全网业务抖音粉丝直播间人气垄断的技能。这几年,社交网络平台会强制提供事实核查这项“服务”,对假新闻和立场有偏颇的内容,通过加标签和断开链接等方式提供警示。
因为读者越来越缺乏耐心去自行核查多个信源,在同一页面之内保持信息的真实、全面、持平就显得更为重要。幸运的是,平台层面代替了媒体和“自媒体”,正在做类似的尝试。
综合来看,大型机构媒体的优势在于掌握更多一手信源,有更多直接采访和深度报道,并具备事实核查能力,会尽可能产出公正、持平的报道。但是如果它们的巨大开销无法通过盈利来弥补,这样的精品内容产出是不可持续的。
与此同时,小型“自媒体”可以通过利用公共资源,受平台规则约束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所以,一旦全网业务抖音粉丝直播间人气在社交网络上完全缺位,留下的空缺会很快被填补。相信这也不会是新闻业和广大读者的“末日”。
文字、广播、电视、互联网,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提升,媒介的形态也随之改变。如今人们喜欢窝在沙发上,用短视频来填充自己的娱乐生活,但是几个15秒的视频后,却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娱乐至死的时代来临了吗?本文作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你分享。短视频日益成为当代人消磨时间甚至获取信息的最重要工具。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去年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单日刷110分钟短视频。
这个数字让我感到有点不安,如果一个人把这个时间拿来读书,一年至少可以读几十本书,如果拿来看电影,一年可以看300-400部电影,但真实的结果是,除了一堆碎片化的影像外,他毫无所得。
尼尔·波兹曼一定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进化出了比电视更加娱乐至死的媒介。
尼尔·波兹曼关于媒介对人影响的担忧是当代最知名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历史上人类对于媒介进化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
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问张大大:如果亚里士多德走进柏拉图的房间,说出那句,“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那么请问房间里有几个人?”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房间里有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希望他的徒弟柏拉图的这句话出现在书本上。
苏格拉底如果来到当代,他可能会对当代的视频和直播技术大加赞赏,作为一个善于辩论的哲学家,他可能会在《奇葩说》大放异彩,并在B站成为一名人气超越罗翔的知识类UP主,但他绝对不会像罗翔那样,在出名后将自己的录制视频集结成书,因为他对这种媒介至始至终抱持着敌意。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一生并没有出书,他的东西都是由弟子柏拉图用文字整理的(苏格拉底在天之灵,一定不会放过柏拉图)。从柏拉图的描述来看,苏格拉底一定是一个思想深邃、逻辑清晰、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苏格拉底喜欢口述而排斥文字,他认为文字“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评体现得很充分:
你瞧,斐德罗,书写和绘画有一个奇妙的共性。绘画的产物搁在那里就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但是,如果有人向它们询问什么,它们却保持最庄重的沉默。写下来的字是同样的道理。它们在说话,你会认为它们好像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就其所说的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它们却始终不增不减,永远都保持其原来的意思。一旦写下来,每一段话都会到处滚动,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没有关系的人,不加区分。它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话,不对谁说话。一旦它受到指责,受到不公正的攻击,它总是需要它父亲的支持;脱离了其作者,文字既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支持自己。
可见苏格拉底认为文字是沉默的、无法回应的、可能造成误解的、削弱人的记忆的。此外,苏格拉底认为文字还造成了“散播”(传播)的问题,说到散播就应该从communication这个词说起。
communication有两种意义,一是对话,二是散播或传播(所有广告都脱不开这两种意义)。前者的代表是苏格拉底,他认为对话优于宣传,因为它能更准确地传达对话者的意思。而后者的代表是《圣经》,也是苏格拉底所摒弃的书籍、文字。
《斐德罗篇》对比了对话和撒播这两种交流模式,苏格拉底认为对话具有明确的受众,形式上也是双向的,撒播则对受众漠不关心,形式上是单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格拉底如果来到今天可能还会喜欢视频媒介的互动评论。
哈弗洛克认为,苏格拉底时的希腊,正在从口语文明向文字文明过渡,如果对比今天,大概是人类正在从文字性媒介时代走向视频性媒介的转折期。
苏格拉底对于文字的批评显示了他对纸张媒介的不信任,不过这并不是因为纸张的文字会让人变得浅薄,而是因为这种媒介的“不在场”,即上文说的沉默、无法回应、可能造成误解、削弱人的记忆,苏格拉底担心它的负面因素让人类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从而影响对事物的认知,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
在媒介转折期,苏格拉底的反应极其正常,这只是他对于文字这种新型媒介的不适应。如果纸张这种媒介在当时已占据主流,苏格拉底即便不擅长写字,也一定不会拒绝别人将他的口述变成文字。事实上,柏拉图在将他的对话整理成文字后,苏格拉底的思想开始以书籍的形式启迪了更多人。
当我们说到“媒介是人的延伸”时,必然提到麦克卢汉,事实上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弗洛伊德赋予这个观点以一种更强的悲剧性色彩。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是为了弥补人的某个不足,都是为了填补存在于我们和神灵之间的鸿沟。电话延伸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远方亲人的声音,摄影术和留声机技术替代我们的记忆。
麦克卢汉系统性地阐述了这个概念,他写道:“媒介‘内容’就像是窃贼手中鲜美多汁的牛肉,其用途是分散思想领域看门狗的注意力。”
人类这个物种不可能实现思想的直接交流,它们总要依附于媒介,因此“媒介即信息”,同时代的媒介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比如同样是《流浪地球》,看书的人看它的世界观、情节和文采,看电影的人看它的视觉效果、演员,看《3分钟看完流浪地球》短视频的人,看的是它的简介和结局。
三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带来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信息。三者的深度和价值自然也不一样。如今看电影的人、看短视频的人、看书的人,是三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和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进步改变了符号环境——即经由社会建构、感官性的意义世界,它能反过来影响人类的认知、经验、态度和行为。
我们反复使用一种媒介,直到它成为我们自身的延展,它就改变了我们。由于每种媒介强调不同的感官,培养不同的习惯,反复使用某一媒介会使我们的感官有条件地只接收某些特定的刺激,而忽略掉其他的刺激。正如盲人会发展出格外灵敏的听觉一样,社会也会因时代中占据主流的媒介而改变。
如果说麦克卢汉认为不同的媒介将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那么尼尔·波兹曼则更加激进地认为,视频化的媒介对人类认知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
1985年尼尔·波兹曼出版《娱乐至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电视导致严肃的公共对话缺失,且视频化媒介会让人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他说:
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到20世纪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
他以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的辩论为例,说明了文字时代人类的思辨能力巅峰,和在这种思辨能力下获得的价值。
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
简单来说,那时的演讲和辩论是引经据典,非常书面化和严肃的,而听众也必须有充足的知识积淀。一场赏心悦目的演讲和辩论,让每个人都收获颇丰。
视频化的东西,带来的往往是一时的哈哈哈。前几年,一位偷电动车的“窃格瓦拉”在网上大火,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视频化媒介:窃·格瓦拉在被捕时轻松的表情,略带魔性的口音,与切格瓦拉同款胡子,再加上他的金句,这些一起才造就了周某在网红的大火。
如果将窃·格瓦拉放在纸媒时代,顶多有媒体报道《周某偷电瓶车被捕,声称“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就这样的文字是不可能火的。
如果尼尔·波兹曼活到今天,短视频这个媒介恐怕会让他震惊,它带来的甚于电视的害处恐怕会更让他忧心。在今天,看电视不需要什么费脑子的深度思考,而看短视频则根本不用“带脑子”,长此以往,人们将变得越来越“没脑子”。
归根结底,媒介是为了将人类的思想以最恰当的方式展现出来,如果人类能够直接靠思想交流,也许媒介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人类脱离媒介进行交流的美梦自古就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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